《朱镕基傳—朱镕基與現代中國的轉型》的作者龍志安（Laurence  Brahm）把朱镕基的經濟管理思路總結為“受管理的市場化”。龍志安說，“朱镕基的背景扎根于國家計劃。他同時使用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干預工具和市場經濟的古典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他對其中的理論沖突沒有不安，使用這些顯然是對立的經濟杠桿機制，指導—有時是強迫，中國的轉型經濟走上市場道路。”

    朱镕基1991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1992年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8-2003年擔任國務院總理，主管中國的經濟工作十余年。這十余年的時間，是中國真正從傳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時期。1990年代初期，處理經濟過熱；1990年代末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勢造英雄，天降大任，作為主管經濟工作的主要領導人，朱镕基幾乎成了救火隊長，他的任務自然是確保這一經濟轉軌進程的順利推進，解決轉軌過程     中遭遇的內外部挑戰。轉軌是困難的、復雜的，絕不是想象當中那樣一放了之，一賣了之，轉軌的過程也是處理各種矛盾，兼顧各種利益的過程。

    每一代領導人的施政思路都與其教育背景、個人經歷有關，最為重要的是當時當地的環境和任務。與朱镕基時代相比，今天的時代背景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對新的中國領導人來說非常重要。一是外部環境更為復雜，全球化紅利在減退；二是上一輪改革紅利基本消耗殆盡，新一輪改革遭遇深水區；三是利益更加多元化，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訴求大相徑庭；四是經濟轉型的任務很重，但中國經濟的升級版又不可能在一天完成。

    朱镕基時代的改革，是以增量改革為主，存量改革為輔，而李克強時代的改革則需要存量改革為主，增量改革為輔。簡而言之，中國已經到了依靠利益分配引導資源配置的時代。政府調整利益，市場配置資源，看得見的手引導看不見的手。增量改革的過程，利益分配是果，資源配置是因；存量改革的過程，利益分配是因，資源配置是果。而中國國內利益再分配成功與否，直接關系到中國在全球利益再分配過程中受益或受損。

    新政府試圖厘清政府與市場關系，轉變政府職能，削減政府開支，約束政府權力，增強經濟內生動力，實現結構調整，推進全面改革。這與朱镕基時代的改革一樣，殊為不易。實現上述目標，政府的施政思路需要從受管理的市場化向全面放松管制的市場化轉變，從經濟建設為中心向國家制度建設為中心轉變。說到底，這是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的必由之路。

    從目前中國領導人的言論、行動以及關鍵崗位人員的任用（用循吏而非用清流），我們大致可以窺一斑而知全豹。李克強經濟學的要義不在于強調政府要做什么，而是強調政府不做什么，其基本特征是強化市場、放松管制、改善供給。

    強化市場，是李克強經濟學的第一個關鍵詞。強化市場，強調政府與市場“換手”，政府職能轉變，發揮市場的基礎作用，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市場能辦的，就交給市場，政府不越位、不缺位。無論政府職能如何轉變，政府也是市場當中重要的主體，而不是有利于市場之外。實現強化市場之目標，需要建立強化市場型政府，推進國家制度建設。如果說朱镕基時代的任務是確保順利轉軌，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那么李克強時代的任務就是建立強化市場型政府，實現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已故的美國經濟學家曼瑟•奧爾森（Mancur Olson）提出了強化市場型政府的思想。他認為，政府不是代替市場中的主體去創造財富，而是要創建現代市場經濟所賴以運行的外部制度條件。一個政府如果有足夠的權力去創造和保護公共和個人的財產權利，并且能夠強制執行各種契約，與此同時，它還受到約束而無法剝奪或侵犯私人權利，那么這個政府便是一個強化市場型政府。實現這個目標需要建立國家治理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達到“良治”（good  governance）。

    放松管制，是李克強經濟學的第二個關鍵詞。放松管制，強調減少審批，尊重市場，尊重市場主體的選擇，政府減少微觀干預。強化市場，必須要放松管制。李克強代表新一屆政府作出承諾，要把國務院各部門行政審批事項的1700多項再削減三分之一以上。第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又強調，大幅減少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真正向市場放權，發揮社會力量作用，減少對微觀事務的干預，激發經濟社會發展活力。宏觀調控是朱镕基經濟學的重要關鍵詞，而李克強更多強調改善和加強宏觀管理。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當然需要修路架橋蓋房子，但更是改革的總抓手，是個放松管制的過程。土地開發方式必須改變，繼續掠奪農民的開發方式不可持續，社會成本太高。破除戶籍制度，至少是逐步解決部門進城農民的戶籍問題，城鄉統籌，讓進城農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務，這也是李克強提出的促進社會公正的重要方面。放松管制，同樣體現在中央和地方關系的處理上，即中央向地方分權，允許地方先行先試。這就需要調整當前的分稅制，解決財權事權不匹配的問題，增強地方自主權。

    改善供給，是李克強經濟學的第三個關鍵詞。改善供給，強調減稅促進投資，完善福利制度，調整國內利益分配，國有部門向居民部門讓利。營改增的稅制改革將會繼續推行。中國的減稅政策的重要意義在于，政府收入增長下滑，投資型政府的角色會發生變化，中國經濟的升級版才可能實現。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固然重要，但中國的領導人必須解決財富分配差距過大問題，而不僅僅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與美國供給學派經濟學家主張的削減社會福利不同，中國的福利制度需要更加完善，保障基本民生，編織覆蓋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網。過去十年，受益于全球化紅利和改革紅利，受益于行政壟斷和價格管制，國有部門銀行超常規發展，我們需要承認這種發展及其成就，這也是從計劃向市場轉軌的結果。改革國有部門，富人向窮人讓利，打破利益階層固化，實現要素價格及其形成機制市場化，激發民間活力，避免劇變或革命，成敗在此十年。

    李克強經濟學類似里根經濟學、撒切爾夫人經濟學，帶有供給學派的特點，也有公共選擇學派的特點，但又極具中國特色。中國特色，不應該成為遲滯改革的托詞，而是根據當時當地的政治經濟背景，承認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具有路徑依賴的現實，學習借鑒管用、實用的經濟學理論，達到預設的目標。李克強經濟學并非重起爐灶，而仍然是在處理各種矛盾，解決各種問題的過程中循序漸進地推進。

    十五年前，朱镕基在當時的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講，“我們工作了幾十年，深知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是多么的艱難，知道計劃經濟的弊病。所以，我們要想出一個比較好的辦法來逐步解決，過渡到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需要在座的熟悉新舊兩種體制的同志來擔任主要領導。不能把那種夸夸其談，理論講一大套，根本不了解中國國情，不了解中國經濟這幾十年怎么運轉的人提上來，那是很危險的”。我想，這種思路，同樣也適用于今天的情況。

    偉大的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用器物、制度和觀念來劃分文化的不同層次。借用這個框架，今天的中國，恐怕同樣也需要從器物、制度和觀念三個維度實踐李克強經濟學。

相關備注：

作者系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高級經濟學家

本文已發表于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