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每年一度的春節人口大規模流動，給了客居大城市者觀察家鄉（一般為中小城市與農村）的機會。如果將全國各地的回鄉見聞匯聚起來，可以形成對中國現狀整體上的感性認識。當然，這種短時間的觀察和交流可能流于表面或片面，但仍然是窺視中國真相的一個寶貴窗口。

筆者綜合全國各地的春節回鄉見聞，來自諸多朋友以及網友，也有本人的家鄉感受，得出一些初步的個人主觀判斷，但區別于正式的調查和研究。

最直觀的判斷是，三四線城市（除直轄市、省會城市以及部分發達城市之外的所有地區級市和縣城）的房產購買熱潮已漸熄滅。有相當部分城市的商品房滯銷，這些城市的政府與國有部門人員，大部分擁有多套相當于特供的住房（遠低于市場價格的單位住宅），也有富人或動遷戶大量投資住房的現象，這形成供給過剩和空置現象，雖然很多農村人口在城市置業，但這個過程已經放慢，顯然需求高潮已過，空置住宅需要長期消化。在一線城市，還有大量剛需存在，但因房價過高而無法轉化為有效需求；與此同時，一線城市的住宅大約有1/3左右屬于投資并推動了價格上漲，形成了真實居住需求與供給間的斷裂，積累泡沫。

經歷緩慢的增長之后，汽車消費迎來了高潮。在三四線城市，私人購車已相當普及并在加速，汽車正在取代地產成為新的消費點。如果說住房是必需的話，汽車消費還有“面子”因素推動。三四線城市舊城區道路規劃脫胎于計劃經濟的自行車時代，完全不能適應汽車運行，因此交通反而比大城市更加堵塞。不過，由于大部分城市都規劃和建設了寬闊的新城區，擁堵主要發生在舊城區。行駛成本低的新能源汽車適合在小城市使用，但中國政府并沒有引導和迎合這種需求。中國私人汽車保有量在未來幾年可能繼續上升，這對中國石油供給、環境治理以及保護耕地帶來挑戰。

子女教育是與住房、汽車消費并列的三大消費之一，這也是大量人口從農村到縣城、縣城去市區等向上流動的主要原因。由于大規模并校，農村學生上學成本上漲（午餐費和校車費），且教育質量非常低，大部分有錢人都為孩子尋找最好的學校，學區房和借讀費在全國是一個普遍現象。但“讀書無用論”也大有市場，因為大學生就業困難，也找不到好工作，工資收入甚至可能低于農民工和小經營者。對于教育的兩極態度或許表明中國的教育質量、經濟結構都存在問題。

住房和汽車等消費使得人們日常生活品消費能力大幅降低，因為前者吸收了大部分收入和儲蓄，甚至透支未來，物價的上漲加重了人們的省吃儉用，只有在節假日或家庭重要活動時才會有“面子消費”。不幸的是，三四線城市由于需求不足導致商品周轉比較慢，大部分品牌商品價格遠高于大城市和電商，最近幾年人工和租金的上漲助推了這一趨勢。因此，這些城市除了有特色的餐飲業比較繁榮之外，其他商業與服務業并不發達，為了壓低商品價格，三四線城市的商品“去品牌化”（山寨貨多），質量較低。

考慮到住宅需求的相當一部分已經得到滿足，而汽車也逐漸普及，如果中國經濟繼續增長并使國民收入持續增加，中國大部分人口的日常生活消費能力將逐步增加和釋放，健康、文化娛樂、旅游、教育等也將成為消費的新增長點。中國將有可能成為一個依靠國民消費拉動的經濟體，而這也正是轉型的目標。

但是，筆者對轉型能否成功持悲觀態度。因為絕大部分三四線城市都不具有優勢產業，經濟增長幾乎都是依靠建設新城、基礎設施、地產開發等投資拉動，這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正如前所言，中國的地產業開發正隨著需求減少而降溫，這又影響到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進而削弱政府的投資能力。目前，大部分三四線城市政府背負巨額債務，由于基礎設施與新城建設基本完成，這表明政府投資將要面臨既無需求、也沒能力的困境。因此，無論如何，中國投資拉動從供需雙方看，均已動力衰竭。

這將對中國經濟造成深遠的影響，中國以農民工為主的藍領工資大幅上漲發生在2008年后，這不是政府有意為之的政策結果，除了人口結構發生變化之外，主要是貨幣放水的功勞。即為了應對國際危機，中國政府依靠信貸大規模投資吸收過剩產能，并導致勞動力供應緊張，盡管隨后開始執行收縮計劃，但貨幣政策已經被展開的政府投資“綁架”，必須漸進的以“軟著陸”方式退出。

中國很難繼續依靠債務和投資推動增長了。因為中國的產能和基礎設施已經全面過剩（部分城市在投資地鐵），而地產業的市場空間也在收窄。盡管政府致力于有名無實的收入分配改革，但沒有經濟增長，何談收入分配的調整。如果中國政府繼續以寬松的貨幣政策與投資拉動經濟，必然會制造通脹、更大的地產泡沫（人們依然會將購房作為保值儲備），以及債務（金融）危機。龐大的政府隱性債務、民間愈加混亂的集資、房地產泡沫等幾乎是大多數城市的現狀，政府是否有勇氣、有能力讓經濟軟著陸還是一個疑問。

一個被忽略的事實是，中國各地過去數年造新城（包括開發區）運動是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之一，由于政府將權力部門向新區搬遷，也帶來大規模的公共設施配置與資源的轉移。這個過程提供了大量以建筑為主的就業崗位（短工性質）以及各種衍生的市場需求。與此同時，新城占用大量耕地以及住房拆遷，讓郊區農民得到占用（拆遷）費暴富。但是，這種增長帶來的就業和收入增加是不可持續的，甚至是一次性的。一旦完成建設周期，將沒有其他產業替代來提供就業。

更讓人憂慮的是，“造城運動”人為地制造了兩個世界——破落的老區和現代化的新區。盡管老區暫時保留著商業的繁榮，但隨著公共優勢資源向新城轉移，老區將逐步淪落為“貧民窯”，甚至荒蕪。而那些到處圈占的開發區最終也可能被遺棄。這是因為，中國近些年制造業成本的上漲，讓污染嚴重且能偷工減料的小作坊和小工廠有了低成本生存的空間，這些企業大都是三四線城市開發區的客戶，也是當地經濟增長的工業支柱。毫無疑問，廣泛的污染存在于三四線城市和鄉村，大部分人的回鄉見聞中，普遍驚駭的是癌癥患者急劇增加，這顯然與污染有關，醫療費用的大幅增加將使得增長變得沒有意義。中國必須逐步關閉這些早該淘汰的重污染企業，否則經濟轉型與環境治理根本無從談起，這將對三四線城市的經濟造成打擊。

筆者并不理解目前政府力推“城鎮化”的目的，農民入城是已經啟動的緩慢進程，考慮到未來可能出現一個個被棄置的“老城”，農民實際上最有可能成為老區的新主人。筆者認為目前不宜讓農民“并村上樓”，因為有能力的家庭均傾向于到公共資源與就業機會多的城市置業，即使在農村也大部分蓋了新樓房，“并村上樓”不僅浪費資源，假如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減弱，尤其是以基礎設施與地產投資為主的三四線城市就業機會減少和市場蕭條，意味著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消失。這時候農民大規模聚集于社區，而不是分散在與耕地臨近的村莊，并生活在熟悉的社會關系中，那么，“貧民窟”將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城市化應該重點關注的是“飄泊者”，即大量到珠三角、長三角等工業區打工的產業工人，以及在大城市就業的異鄉人。他們以具有相對固定工作的年青人為主，既不愿返鄉，（相對于高房價的）低收入水平和戶籍制度又不能讓其扎根城市，成為進退兩難的一群。盡管家鄉擁有較低的房價和暫時吸引人的收入水平，能夠實現買房買車的愿望，但文明程度較低，讓這些人更愿留在大城市。這些人在春節期間很容易被家鄉發達起來的人看作失敗者。

羨慕大學生留在大城市有體面工作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很多家鄉人在財富方面已經追趕上來，甚至生活可能比大城市的中產階級還舒服。在過去數年，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和剛畢業的大學生是最大的輸家，因為他們緩慢上漲的工資趕不上房價和物價的漲幅，大學生畢業后的工資可能還不如農民工收入高。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工返回三四線城市就業，大城市的服務業價格將因人工和租金而持續上漲，中產階級的日子并不好過。富人則在為移民忙碌，似乎他們比底層民眾對這個國家的未來更悲觀。

當人們為家鄉的一些進步而感到驚訝的時候，家鄉那些原有的暗淡的部分并沒有消失，而且仍然占相當比例。在農村，大部分家庭仍然處于貧窮的狀態，只有那些靠近城市的農村地區才變得繁榮，西部農民的貧窮更加普遍，那里似乎是被遺忘的世界。而在城市，很多低收入家庭在過去十數年并沒有享受經濟增長的紅利，但承受了通脹，這意味著貧富差距在原本較為平均的三四線城市與農村也開始加大。

春節社交放大了中國人正在蔓延的某些“品性”，比如攀比、勢利以及見不得別人比自己好。人們都在不擇手段的努力賺錢，并視貧窮為失敗，社會關系變得令人惡心的勢利，權力和財富是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標準。這種炫耀和攀比風氣對很多一無所有的年輕人構成了巨大的壓迫，刺激他們對社會不公與歧視產生憤怒，其破壞力隨時可能被某些群體性事件所點燃和釋放。令人震驚的是，很多三四線城市的居民似乎對發動一次打擊貪官、黑社會以及為富不仁的有錢人的“文革運動”感興趣，從談話中能夠感受到他們對肅清這些人產生的革命快感。

人們對政治的普遍不滿是毫無懸念的，但在最廣闊的三四線城市與農村，人們已經普遍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種種不公，并遵循各類“潛規則”生存。因為最近幾年賣苦力的底層民眾收入快速增長，這種樂觀的情緒沖淡了政府腐敗與社會不公帶來的憤怒。即使自身遭遇不公正的對待，大部分人也會以沒有社會關系或能力不夠而自認倒霉。網絡上的社交媒體很容易給人一種幻覺，即具有公民意識的人在中國很多，事實上，除了發達城市有少部分以青年人為主追求公民權利的人之外，中國絕大部分國民仍然是傳統社會的臣民。

他們幾乎都不相信通過政治改革能夠實現政治清明，因為他們不相信人性中有美好的存在，整個社會都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他們不相信政府會真正改革，因為持續改革的結果是政府權力越來越不受約束，改革不過是權貴獲取利益的手段；他們不相信民主會起作用，因為官方媒體總是宣傳西方式民主帶來的混亂以及中國一盤散沙的現實；他們也不相信社會有公正和正義，因為中國自古至今都是人治的、弱肉強食的社會。

有理由擔心，一旦經濟增長的速度慢下來，貧富差距將急速放大。當普通人失去希望的時候，政府腐敗、法治不彰、階層仇恨、社會不公、價值混亂等問題就醞釀政治與社會危機，就像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末期一樣。因此，在經濟可能無法持續高速增長的現實面前，中國最緊迫的是致力于建立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讓人人權利平等，遵守法律與規則，讓中國人活的有尊嚴、有靈魂、有信仰，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唯利是圖、以鄰為壑、弱肉強食，像是未走入現代文明的“野蠻人”。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張立偉